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唏嘘!厄齐尔祝温格70岁生日快乐35万镑周薪却遭无情弃用

当地时间10月22日,前阿森纳传奇主帅阿尔塞纳·温格迎来了自己70岁的生日。而作为温格曾经在枪手的爱将,德国球星厄齐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和温格的合影照片,并祝温格教授70岁生日快乐。联系到厄齐尔目前在阿森纳的糟糕处境,令人不胜唏嘘。

照片中,温格楼着厄齐尔,两人形同父子,非常温情。在温格手下,厄齐尔是毫无疑问的中前场核心球员。虽然没有让阿森纳重夺联赛冠军,但厄齐尔和温格还是联手拿下了3个足总杯冠军,两人的合作也没有传出任何的不合。

然而目前,厄齐尔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最低谷。本赛季,在埃梅里治下厄齐尔已经不再只是沦为替补球员,而是根本无法进入到比赛阵容中。厄齐尔上一次代表阿森纳出场还是在9月24日阿森纳主场5-0战胜诺丁汉森林的英格兰联赛杯,至今已经接近1个月的时间。本赛季,厄齐尔仅仅在联赛中出场1次,简直令人咋舌。

自从埃梅里执掌阿森纳之后,厄齐尔的出场时间便逐渐被压缩。上赛季厄齐尔在很多比赛中已经沦为替补,而本赛季埃梅里更加过分,赛季初遭遇抢劫的事故,也让埃梅里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如今已经2个月过去,厄齐尔似乎已经从阿森纳的阵容中消失了。这位球队的队长之一,队内第一高薪球员,就这样被埃梅里熟视无睹。

好在,埃梅里执掌的阿森纳9轮过后只拿到15分,尤其是0-1输给升班马谢菲联,更令球迷怒火中烧,埃梅里下课的声音早已此起彼伏,他的帅位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或许厄齐尔目前在枪手的唯一机会,就是等待埃梅里尽快下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悼念“我们的乌韦”席勒:令贝利赞叹的德国国民偶像

德国足坛在周四傍晚传出令人悲痛的消息:德国国家队和汉堡传奇前锋乌韦席勒在位于诺德施泰特的家中离世,享年85岁。他留下了爱妻伊尔卡,3个女儿,以及7个孙子——其中一个是效力于柏林联盟的中场厄兹图纳勒。继盖德穆勒在去年8月15日辞世之后,德国足球在不到一年内接连失去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射手。

如果说盖德穆勒是公认的德国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前锋,没有之一,那么席勒就是唯一有资格跟他并称历史最佳的人。相比于“国家轰炸机”这位竞技意义上的最佳,席勒的最佳还体现在他的人格魅力之上。正如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所说的那样:“席勒的影响超越了足球场。他的质朴、谦逊以及与家乡汉堡的联系,使得他这一辈子都与众不同。他通过自己的基金会去帮助需要救济和遭遇无过失事故的人。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德国足协塞普赫尔贝格基金会的事务。”而德国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则表示:“他是许多人的榜样,是足球传奇,当然也是汉堡的荣誉市民。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像‘我们的乌韦’那样:自信和谦逊。”

正是因为精湛的球技,海量的进球,加上他的质朴、谦逊、幽默、平易近人以及热爱生活的态度,使得席勒在德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受到球迷一致拥戴,即便是汉堡敌对俱乐部的球迷(尽管圣保利球迷把他称为“你们的乌韦”)也不例外,这是连盖德穆勒也不曾有的待遇。《踢球者》杂志将席勒形容为“德国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偶像之一”。或者说,他就是德国的国民偶像。1970年,席勒成为首位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勋章(联邦十字勋章)的运动员。1972年刚一退役,他就成为继1954年世界杯冠军队队长弗里茨瓦尔特之后,德国队历史上的第2位荣誉队长。2003年,他成为了汉堡荣誉市民。

在周四下午收到席勒的死讯之后,汉堡俱乐部立即通知了全体员工以及汉堡市政府,主场人民公园球场下半旗致哀,汉堡市民也纷纷前往人民公园,在球场外那座高达3.5米的席勒右脚铜像前摆放鲜花、蜡烛和各种纪念品,表达哀思。汉堡体育董事约纳斯博尔特表示:“乌韦席勒代表了一个好人所应有的所有品格:质朴,忠诚,热爱生活,平易近人。他是汉堡俱乐部的化身。我个人对他有着特殊的记忆,我们跟他度过了他的最后一个生日。他一直跟我交流业务,了解关于他的汉堡的情况,给了我一些提示,还开了一些玩笑。”遗憾的是,席勒最终未能看到“他的汉堡”重返德甲。

事实上,席勒近年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已经很少公开露面,也难以亲临人民公园观赛。跟盖德穆勒去世之前差不多,人们对于席勒如今的离开,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2010年,席勒在易北河隧道所遭遇的严重车祸,对他日后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那次事故中,他的肩部和手臂受伤。后来在检查当中,医生还发现他的肺部积液。最致命的一点在于,席勒自那之后身体平衡失调,造成他此后多次在家中摔倒,最近一次发生在今年6月初。不久之前,席勒又在医院度过了两个星期。随后医生决定让他回到家中,回到爱人伊尔卡身边。最终,席勒在温暖的家中安详地与世长辞。

席勒1936年11月5日生于汉堡,9岁的时候就在父亲安排下成为了汉堡俱乐部会员,并成为青训球员。席勒的父亲埃尔温是码头工人,也是一位高产射手,入选过德国工人国家队,还在1931年国际工人奥运会1/4决赛上不可思议地独中七元,率队9比0血洗匈牙利。老席勒在1938年加入汉堡俱乐部,成为领袖球员之一,一直效力到1949年。而比乌韦大5岁的哥哥迪特席勒同样一早就进入汉堡俱乐部受训,一直效力到1952年,暂别3年后又回到汉堡,踢到1966年挂靴。跟父亲或弟弟不同,迪特席勒主司边锋,因此进球率也相对较低。

1949年,西德国家队时任主帅赫尔贝格在一场青年队比赛中发现了只有18岁的迪特席勒,立即就跟他的父母协商。赫尔贝格说迪特看上去很有前途,埃尔温的妻子安妮答道:“等您看过我们的小儿子再说吧!”3年之后,“小席勒”就代表西德参加了世青赛,当时他的体格就非常强壮,看上去已经跟成年球员无异。

为汉堡并肩作战的席勒兄弟(左为乌韦),迪特早在1979年就已经因病去世。

事实上,“小席勒”从小就长得特别壮,小伙伴还戏称他为“小胖”。乌韦的外形很有欺骗性,身高只有1.68米的他体重达到75公斤,你或许会以为他是个速度很慢和笨手笨脚的莽夫,但事实是他不仅对抗、力量和弹跳出色,而且脚法一点儿都不糙,不仅能在人堆中闪转腾挪,还能轻松完成各种高难度的鱼跃冲顶、吊射、凌空抽射甚至是倒挂金钩。

相比于盖德穆勒,席勒的进球观赏性更高。“球王”贝利就曾称赞席勒道:“他的控球完美,射门精准。而最让我崇拜的是他的头球。乌韦还有一点傲视群雄:他的倒勾射门,他在身体下落时的射门,他的脚在与头部同高的时候击球。这是我在其他球员身上都不曾见过的。”

“小席勒”出道之后的第一个赛季——1954/55赛季,就在高级联赛北区交出了26场28球的惊人成绩单,随后一季进球增至32个,而最高产的1959/60赛季则是26场36球,外加在全国锦标赛(相当于联赛的季后赛)中7次出场就斩获13球。也正是在那个赛季,席勒兄弟帮助汉堡赢得了全国锦标赛冠军。决赛中乌韦梅开二度,率队3比2逆转科隆。那一年,席勒也当选为首届德国足球先生。1964和1970年,他又2次当选,总计3次获奖,史上仅次于贝肯鲍尔(4次),与塞普迈耶以及巴拉克并列第2。

1960/61赛季,汉堡出征欧冠。对阵伯恩利的1/4决赛,汉堡首回合客场1比3完败。但回到主场之后,乌韦席勒独中两元,率队完成4比1的翻盘。也正是在这场经典逆袭之后,一位法兰克福记者授予席勒“Uns Uwe(我们的乌韦)”这个故意带有语法错误的昵称,以表达对他的喜爱。自那之后,“我们的乌韦”便深入人心。

淘汰伯恩利之后,汉堡在欧冠半决赛面对巴塞罗那。又一次,汉堡先在客场落败,比分是0比1。次回合,席勒打进反超总比分的一球。不幸的是,终场前一刻,他的传球失误酿成恶果,导致总比分变成2比2,不得不加赛决胜负,结果汉堡在第三回合0比1惜败出局。尽管如此,席勒的才华还是得到广泛认可。就在对巴萨次回合赛后,他跟国际米兰主帅埃莱尼奥埃雷拉会晤。后者在那周之初就下榻大西洋酒店,逐天向汉堡和席勒提高报价,据信报价最终高达120万德国马克,这可是当时的天价。

消息传出之后,汉堡乃至整个德国(尤其是国家队主帅赫尔贝格)都在颤抖,生怕席勒会前往意甲淘金。最终,席勒决定留在汉堡。后来他说:“我在每次谈判之间都无法入睡,在周三的时候我决定结束谈判,这完全是出于直觉的决定。埃雷拉不理解,国际当时可是世界足球的顶峰,他们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我放弃了很多钱,但我一直很满意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

席勒最终成为了汉堡的一队忠臣,但他不仅失去了很多金钱,或许也错失了很多荣誉。他在汉堡只拿到2个重要冠军,除了1960年的全国锦标赛冠军,就只有1963年的德国杯——在3比0大胜多特蒙德的决赛中,席勒包办3球,成为首位在德国杯决赛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1967/68赛季,席勒用8个进球(赛会射手王)带领汉堡一路打进了欧洲优胜者杯决赛,可惜0比2不敌AC米兰。1963年德甲成立之后,席勒立即就以30球成为德甲史上第一位射手王。但职业化程度较低的汉堡缺乏竞争力,长期徘徊在积分榜中下游。截至席勒1972年挂靴,汉堡在德甲的最高排名只是第5。

相比于拥有4个德甲和4个德国杯冠军,外加实现过欧冠3连冠的盖德穆勒,席勒在集体荣誉上确实逊色不少。众所周知,“轰炸机”还是德甲历史头号射手,在427场比赛中打进365球。但如果算上德甲成立之前的顶级联赛进球,比穆勒年长9岁的席勒更胜一筹,总计有445球进账——高级联赛267球+全国锦标赛41球+德甲137球。席勒总共代表汉堡参加了587场正式比赛,打进507球,至今仍在队史射手榜上一枝独秀。

除了俱乐部荣誉,席勒的国家队荣誉也不如盖德穆勒。尽管连续参加了1958到1970年的4届世界杯,总计出场21次(当时的纪录)并打进9球(史上首位在4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也是首位在4届世界杯都至少打进2球的球员),但总是与冠军缘悭一面,尤其是1966年决赛赫斯特的“门线进球”令席勒留下了职业生涯的最大遗憾。席勒表示:“不幸的是,我从来没有成为过世界冠军,但我可以接受。此外,每个人都知道1966年的‘温布利进球’并没有进。我当场就看到那一幕。我们没有人能够理解那个判决——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那场决赛,席勒还留下了一张传世照片:他垂着头走向场边,身后的是主帅舍恩。《踢球者》杂志将这张照片评为“世纪照片”,而很多媒体日后都会用这张照片作为西德队功败垂成的配图。但其实这张照片摄于半场休息时,上半场双方1比1战平,席勒根本没有理由垂头丧气,他只是刚好盯着草地上的某个东西。

席勒在世界杯上留下的另一个经典画面发生在4年后,对手也是英格兰。那是1/4决赛,席勒接应施内林格的斜吊,在背对球门跑动的情况下不可思议地头球后蹭吊入球门远角,令门将博内蒂只能行注目礼。“那是进球的唯一方式。”多年之后席勒如是说。席勒这个不可能的头球扳平2比2,而西德队最终在加时赛中依靠盖德穆勒的进球,完成了从0比2到3比2的大逆转。

1970年1/4决赛对英格兰的后脑勺吊射,是席勒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另一个经典瞬间。

遗憾的是,西德队随后在与意大利的“世纪之战”中加时3比4惜败,席勒错过了捧起世界杯的最后一次机会。尽管如此,这届墨西哥世界杯依旧是属于席勒和穆勒这两位传奇射手的一段佳线年春天一度萌生了退出国家队的念头,只是经舍恩游说才决定再踢一届世界杯。当时穆勒已经是德国最好的中锋和德国足球先生,他与席勒在国家队中形成了直接竞争,甚至是激烈冲突。穆勒更是公开下了战书:“舍恩先生要做决定——席勒还是我!”

舍恩的助手、日后的继任者德瓦尔想出了一个点子,让席勒和穆勒在世界杯期间同住一个房间以“培养感情”,而席勒也接受了退居穆勒身后充当僚机的新角色。最终,穆勒在墨西哥以10个进球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并因此获得了一块价值2000德国马克的金表,而席勒则贡献3个进球与3次助攻——其中2次是助攻穆勒。同年9月9日在纽伦堡3比1击败匈牙利的友谊赛中,席勒上演了国家队告别战。他总共为国出战72次,打进43球,从1962年世界杯之后开始担任队长,总计40次以队长身份出场。此后的1972年欧洲杯和1974年世界杯,穆勒帮助西德队连续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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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里的真相——中国足协与前女足主帅的官司内情

  中国足协与前中国女足主教练布鲁诺之间的官司已经耗时四年有余。这原是一起足坛常见的劳动争议,但经国际足联、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以及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之后,平添复杂情节,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际足联、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和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判词充满专业术语,国内能够解读者凤毛麟角,毕竟这在国内是个冷僻的领域。

  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学博士席志文。他曾在某中超俱乐部负责法务工作,从业多年。

  布鲁诺2015年9月开始执教中国女足国家队。2018年3月中国足协与之正式解除合同。同年4月,这位法国教练向国际足联提起申诉要求中国足协赔偿合同剩余款项。

  2020年3月20日,国际足联内设法官对纠纷做出裁决,部分支持布鲁诺的诉求,要求中国足协赔偿他1106250美元。

  针对国际足联的判决,中国足协先后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和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此案该由中国人民法院审理,强烈要求取消国际足联对于此案实体问题的管辖权。

  席志文认为,中国足协与布鲁诺的官司彻底暴露了足球领域的行业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之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此案的判词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国际足联对布鲁诺官司享有管辖权,因为国际足联对该争议率先行使了管辖权;如果“人民法院”对该争议率先管辖,则国际足联就可能失去管辖权。

  席志文说,根据《国际足联章程》第58条的规定,国际足联原则上不允许会员将体育争议提交到普通法院解决,但有一个例外。

  其中,与具有国际因素的教练员雇佣关系有关的纠纷,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规程》第2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在不影响任何球员、教练、协会或俱乐部就与雇佣关系有关的纠纷向民事法庭寻求救济的权利的情况下,国际足联有权审理:……俱乐部或协会与具有国际因素的教练员之间与雇佣关系有关的纠纷;上述各方可以书面形式明确选择由在协会和/或集体谈判协议框架内建立的国家一级的独立仲裁法庭来裁决这些纠纷。”

  根据上述规定,国际足联没有否定主权国家的司法/仲裁管辖权。无论是在国际足联争议解决机构的决定中,还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中,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国际足联允许由雇佣关系引起的纠纷求助于普通法院。

  根据多年的研究,席志文发现国际足联在行使行业管辖权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扩张本性,但是遇到主权国家已经明确确立的司法管辖权,则采取的是一种尊重态度。这一点在国际足联所处理的涉及西班牙、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俱乐部的有关纠纷中,都有明显体现。

  席志文说:“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足球强国,大都在足球行业层面的章程或集体协商协议中,设定了专属的争议解决管辖权条款,将国际足联的行业管辖权排除在他们国境之外。”

  国际足联之所以受理中国足协与布鲁诺的官司,原因在于国际足联法官认为双方合同中没有明确提及纠纷由一国的普通法院或独立仲裁庭审理。

  国际足联法官在判词中写道:“在彻底分析了合同第29条的内容后,本独任法官认为,该条款没有具体而明确地提及中国司法系统内的一个法院,也没有提及保障国家一级公平诉讼的独立仲裁庭。”“本独任法官认定,中国足球协会对国际足联处理该案的管辖权限提出的异议必须予以驳回。”

  国际足联法官在判词中援引的中国足协与布鲁诺的合同内容全部来自中英文双语《服务合同》的英文版。

  然而,中国足协与布鲁诺签署的双语《服务合同》中文版第29条明确规定:“因签署或履行本合同引发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

  基于该条款,中国足协律师团队根据国际足联对劳动争议(就足球争议一般不诉诸法院)的特殊豁免规定认为,官司应该由中国的法院审理,即管辖权属于中国的人民法院,而非国际足联。

  但在英文版的《服务合同》中,“人民法院”被翻译成了“Court(法院)”。仅从这个英文字面意思理解,官司管辖权就不仅仅属于中国法院。国际足联法官正是利用这一点对布鲁诺提起的就业争议进行了判决。

  显而易见,国际足联法官没有顾及中文合同中关于“人民法院”的表述,也没深究英文版合同第30条的内容:“当中文和英文内容出现不一致时,以中文文本为主。”

  案卷显示,中国足协认为国际足联法官对合同存在明显误读,且违背国际足联在此类案件中适用规则关于“如果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中选择了一国法院,当事人的意愿理应被尊重”的官方评述。

  由于国际足联对本案劳动争议行使了管辖权并对实体问题做出裁定,中国足协就此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上诉,重点就国际足联对于此案的管辖权继续提出异议,并特地澄清合同第29条“人民法院”对应的英文译文为“People’s Court”。

  2021年5月26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独任仲裁员弗朗斯德魏格做出裁决,驳回中国足协的上诉,维持国际足联原判。

  德魏格在其判词中表示,即使中国足协与布鲁诺的合同第29条中有“人民法院”的明确措辞,这一条款也存在“重大缺陷”,因为人民法院“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初审权。

  根据中国法律,一旦中国足协和布鲁诺发生纠纷,双方都应该先向北京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寻求救济,然后才有可能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随后,他在判词中写道:“独任仲裁员认为,《服务合同》没为教练指明,如果将来与中国足协发生纠纷,他需要首先向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有鉴于此,独任仲裁员认为《服务合同》第29条存在重大缺陷。”

  德魏格随即在判词中推断,因为《服务合同》第29条内容“存在重大缺陷”,故而,“独任仲裁员不宜在此根据合同双方的假设意图对合同进行补充理解,因为存在缺陷和/或无法操作的法院选择条款不能被视作明确选择了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会以外的争端解决机构。这是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及转会规则的要求。”

  对于德魏格这段枯燥抽象的表述,席志文说这里暗藏一个大众有些陌生的原则:“对于文书之疑义,应作不利于其制定者之解释(In dubio contra stipulatorem)”。

  具体到合同争议领域,其含义是:在合同条款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必须做出不利于起草者的解释,因为合同制作者在起草条款时有权使其含义明确。

  席志文说:“因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认定第29条的规定是一个‘存在缺陷的/不可操作的’管辖权选择条款,无法给当事人提供一个明确的争议管辖机构,那么他认定无需再根据信任原则对合同条款作善意解释。”

  而《瑞士债法典》第18条第1款明确规定:“对合同的形式及其条款内容的判断,应当探究当事人真实、共同之意思,而不应拘泥于因错误或者隐瞒合同的真实性而使用的不精确的表达和名称上。”对此法之精神,德魏格显然没有顾及。

  对于德魏格的这一判定,席志文表示“这一做法十分粗暴”,但又“无可奈何”。

  他说:“显然,本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坚持深究双方当事人的主观共同意图,而是非常简单地指责‘争议解决条款存在重大的缺陷’,就将双方当事人在《服务合同》第29条中的共同意图抹杀。这种做法显然有点不负责任。”

  根据国际足联以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相关规定,即使中国足协与布鲁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选择适用中国法律,那么国际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也会大概率按照他们的规则和瑞士法律来审理官司。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规则第R58条规定:“仲裁庭应根据适用的规则,并辅助以当事方选择的法律,或在当事方没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根据被诉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或者体育有关的机构所在国家的法律,或根据仲裁庭认为适当的法律规则,对争议进行裁决。”

  对此,席志文说:“这条规定实质上已经将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法律的空间压缩殆尽,不管当事人是否做出了何种明确的法律选择,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都会优先适用国际足联的规则。这是非常令人不甘而又非常无奈的事情。”

  在官司适用法律的问题上,德魏格在判词中对中国足协与布鲁诺的合同第27条和第25条进行的重点分析推证,让席志文觉得难以接受。

  合同第27条规定就一句话:“其余违约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德魏格在判词中强调:“根据(第27条)这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适用性局限于‘其余违约责任’。这表明合同涉及的主要违约责任受一种法律管辖,‘其余违约责任’受另一种法律管辖。”

  随即他援引合同第25条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第25条规定为:“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或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应该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相应损失,并按照三个月的服务费标准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德魏格认为第25条实际上佐证了他对第27条的解释,即违反合同的法律责任系受第25条约束,但第25条没有提及中国法律和中国合同法。结合第27条规定“其余违约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执行,德魏格推断:合同涉及的主要违约责任,例如本案的解约相关法律责任,“一定”不受中国法律管辖。

  跟着德魏格的思路绕来绕去,绕到最后看到他出人意料的结论时,难免有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

  德魏格进而在判词中写明他的结论:“在没有明确和一般性的法律选择支持中国法律的情况下,独任仲裁员认为……应以瑞士法律为准。”

  对于德魏格的这番推理,席志文表示“确实超乎人的想象”,显示出他对中国法律“非常无知”。

  席志文说:“我认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的推理不能说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尽管从结论上,他遵循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一贯的立场,但是在推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中国法律的无知和对合同解释方法的不认真,大大降低了他在该部分论证推理的信服度。”席志文说。

  德魏格的这番仲裁说理逻辑当然也不能令中国足协国际律师团队信服。在给国际足联递交的材料中,中国足协认为这位荷兰人的推理“不合逻辑”“罔顾有关合同条款与国际足联相关规则”。

  中国足协认为,德魏格作为律师与国际足联常年有业务往来,国际足联实乃他的客户。

  另外,在他对布鲁诺案做出维护国际足联判定的仲裁后4个月,国际足联宣布任命他为其内部争议解决庭的主席,年薪16万美元。

  如此,外界有足够理由怀疑德魏格在审理国际足联判定的这起纠纷时,可能已在与国际足联接洽并谋求这一职位。如此一来,他作为仲裁员的中立性便遭存疑。

  对于中国足协的这些质疑,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在其公布的决定中以一句“明显不在此次纪律程序范畴之内”打发了事。

  2021年6月24日,中国足协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申诉,申请撤销德魏格的仲裁裁决,依据是国际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于这起官司不具备实体劳动争议的管辖权。

  2022年1月13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公布判决,驳回中国足协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给出的一个理由为:他们无法审查国际足联对布鲁诺案的管辖权。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没有为这起官司画上句号。中国足协律师团队认为,中国足协在国际足联、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以及瑞士联邦最高法院那里都没有得到“公平审判”的机会。他们将因此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这一阶段,他们免费为中国足协提供代理服务。

  有理走遍天下。中国足协律师团队认为:中国足协既然占理,且受到了委屈,就应据理力争到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

  就这一案件聚焦的管辖权争议点而言,坚定、清晰地表明立场过程与结果同样可贵——这不仅事关一国司法管辖权的原则问题,也与中国足球当事人在涉外争议中的处境息息相关。

  据悉,中国足球俱乐部在类似涉外劳动争议中,对国际足联管辖权提出异议基本以未被采纳而告终。中国足协可通过这次亲历的典型案例,为困扰中方当事人已久的国际足联与中国法院管辖权混淆问题划定界限,争取权益。

  对此,席志文说:“我们应当更多关注,中国足协或中国足球俱乐部如何才能够不在同样的问题上反反复复摔跟头,吃闷亏。这是一个久久为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过程。”